会议回顾｜章句与义疏：古典学术与古典文献研讨会

2025年11月22日至23日，“章句与义疏：古典学术与古典文献研讨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成功召开。本次研讨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来自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日本长野县立大学等高校的十余名学者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围绕汉唐经学文献注疏研究展开深入研讨。

11月22日，与会学者围绕经学注疏、文本诠释、文献考据等多个议题展开主题报告。王思豪通过经赋互证，探讨了《诗经》经解在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反用”了汉赋语句，进而指出中国早期文学文本与经学文本在“相济为用”的互动中构成了理学、历史和文学交叉互渗的诠释体系。

马楠指出，汉代经学普遍具有“整体性”“结构取义”的特点，这源于将一经上下视作整体、认为六经传记具有统一性。在此基础上，王充通过比对《论语》内部篇章及其他经传，就矛盾之处进行诘难，从而展现了经义论难的具体展开过程。郑玄《论语》注正是在汉代章句学的背景下产生，体现出“豫造杂难，拟为雠对”的特点，即以简明注文规避或回应论难，实现了对经义论难的整合与收束。王孙涵之探讨了最早以“疏”字命名的注释书《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体例、经学论议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认为其注释体例上承两汉章句学传统，亦为后世义疏编纂提供参照。李非凡对贾公彦《仪礼疏》的文本层累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内容当据北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旧疏剪裁而成。《丧服》一篇保留了黄庆旧疏参考皇侃《礼记义疏》的内容，其释经、传、记则参考刘宋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可与《通典》引文彼此发明。阙海指出萧吉撰写的中古五行理论著作《五行大义》实为“大义类”义疏体裁的著作，属于义疏中的论家范畴，具有齐梁以降章句型义疏具文饰说、征集众家、博采三家（教）的特征。郜同麟通过对比《礼记正义》与《礼记子本疏义》探讨了六朝旧疏到唐人注疏的演变过程，指出唐人对旧疏进行了直接袭用、移易、删削和增补等工作，这些处理也导致了重复、文意不全、文意不明、前后矛盾等问题。刘雅萌以《五经正义》征引“定本”为切入点，讨论了从刘向校书到唐代纂修《五经定本》《五经正义》所展现出的章句时代和注疏时代经学定本的形态，指出不同时期经学定本现象背后实则为经学定本意识的转变以及制度语境、阐释传统的变革。潘铭基探讨了郭璞在《尔雅·释鸟》注释过程中运用“目验法”，即通过亲眼观察实物来验证或补充文献记载，将汉代以来以文本考据为中心的训诂传统转化为具有实证精神的博物学研究。张学谦指出，一行在《大衍历议》中批评的是后世流传的京房卦气说，该学说将四正卦纳入值日范畴。然而，考诸《汉书·京房传》，京房本人实际运用的“六日七分”法并未包含四正卦值日。这表明一行所批评的可能是经过后人增益的“京房易说”，而非其原貌。朱明数关注经学家对经文焦点字句所采用的建构替代陈述、确认实质差异、发掘隐含意义等意义引申方式，提出“对称否定”推论作为经典阐释的语言技术普遍存在于经学研究的各个时段，并在实践之中衍生出变体形式，成为经文意义创生与呈现的重要手段。樊波成系统梳理了钞撮类文体及其特征，认为钞撮之学强调闻见广博、摘择联缀，与专注于文本的章句之学存在根本差异与学术史上的对立。“钞撮”是“抄本时代”文本生成、集结与传播的基本方法。李若晖指出《诗序》区分了具直接性的“风化”与间接性的“风刺”，而郑玄将二者均解为间接的“譬喻”。孔颖达为弥合二者矛盾，将“风”和“教”视作同一过程的两阶段，并强调君主以“诗”教民须循其间接特性。孔疏虽然回护了郑注，但实际上将《诗》贬低为实现“教化”的工具，从而否定了其自身的文学与思想价值。这种做法动摇了《诗》学体系的根基，深刻揭示了经学阐释体系的内在困境。

11月23日，与会学者在前一日主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评议，就报告内容展开深入讨论。关于经学和文学关系，与会学者指出，经学作为古典学术的思想基石，为以赋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框架；同时，经学在阐释过程中也常援引文学作品，汲取其内容以发展新的义理，二者实为相互阐释、彼此融通的关系。文学引经与阐释因时代背景、个人立场的不同呈现出不同层次，须对其进行分层离析。关于章句的结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章句包含对经文进行循文说解、串讲文义的内容，也涉及牵合六艺经传就分歧之处展开议论与辩驳。其中，对经义进行论辩诘难是章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不仅应立足于文本内部，还需关注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关于义疏体例的发展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义疏在东晋时期已经出现，在齐梁时期成熟，其演变和发展与传播媒介、学术场域的变化密切相关，应结合相关学术语境理解文本与学术体系的生成。此外，与会学者还就相关经学文献的性质及成书、具体文本的理解与诠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在热烈的思想碰撞与开放而愉悦的讨论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